Beyond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乐队？
6月30日是黄家驹逝世24周年的日子，Beyond的事业早已经功成名就，而他们的经典依然在更年轻的歌迷一代中不断传唱。 在《海阔天空》、《真的爱你》、《大地》和《光辉岁月》这些经典旋律的记忆里，Beyond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乐队呢？
Beyond，曾经是一支地下摇滚乐队
Beyond乐队的组建，最早源于黄家驹和叶世荣两位成员在位于土瓜湾的嘉林琴行的相识。后者因为中学时期乐队伙伴林培出国留学，从而希望再组一个新乐队，在经过琴行老板的介绍后，从而认识了贝司手李荣潮和他的朋友黄家驹。而1983年，因为要参加《吉他杂志》举办的“山叶吉他大赛”，当时在乐队担任主音吉他手的邓炜谦，也借希望超越同时期许多香港乐队，更多只翻唱国外摇滚作品的局限，将乐队命名为Beyond乐队。而Beyond乐队也果然不负众望，在他们正式的第一次亮相中，就凭借着原创作品获得了冠军。
此后，在1983年年底到1985年期间，随着贝司手李荣潮、吉他手邓炜谦、关宝璇、陈时安等成员的陆续离队，以及黄家强、刘志远，和1985年因为设计海报与Beyond结缘的黄贯中的加入，Beyond也终于进入了一个在成员上固定的时期。直到1988年刘志远离队与梁翘柏组建“浮世绘”组合，Beyond正式进入了以黄家驹领衔的四子时期。
最能记录Beyond地下时期音乐风采的，还是1986年由他们自己制作并独立发行的《再见理想》专辑。在这张专辑中，Beyond游走于重金属、艺术摇滚、民谣、朋克等多元的摇滚元素之间，不仅展现出同时期香港地下乐队鲜见的对多元曲风的掌控，还极为难得的创作了多首粤语摇滚作品。而也正是凭借这张专辑，Beyond获得了经理人陈健添的注意，并邀其加盟自己的厂牌Kinn’s，这也成为Beyond音乐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
咸鱼翻身的Beyond
1987年，与陈健添的Kinn’s厂牌签约后的Beyond，发行了他们第一张正式的EP专辑《永远等待》，以及第一张正式的大碟《亚拉伯跳舞女郎》，次年则推出了第二张专辑《现代舞台》。由于当时摇滚乐在香港主流乐坛的边缘化地位，以及Kinn’s厂牌在商业运作上的小成本模式，也使得既开始尝试主流流行创作，又保持一定地下摇滚本色的Beyond，其位置显得非常尴尬。一方面是当年人数虽少但支持度很多的地下时期的歌迷开始疏离他们，另一方面则是在主流乐坛依然缺少足够的知名度。
1988年，陈建添以合作的形式，让Beyond与陈小宝主理的“新艺宝”签约，以获取在发行推广领域更好的商业渠道，当然也可以使得乐队能够获得更多资金的支持。
“新艺宝”厂牌偏重日本唱片工业的包装和企划模式，也势必改变了Beyond的音乐走向。从1988年的《秘密警察》开始，Beyond显然再也不能像地下时期的《再见理想》一样，在一张唱片中玩各种的曲风、各种的概念，自由驰骋、天马行空。十首歌曲的定式模式，再加上必须有派台歌，情歌这样的搭配，也使得Beyond在创作上，开始偏重于流行音乐的创作模式。而这种模式，也直接导致了乐队在音乐表现上，从最初挖掘乐器各种音色和可能性，慢慢演变成一支仅仅只是为歌曲伴奏的电声乐队。摇滚乐的野性，在这个时期的Beyond音乐中，更多只是佐料和花絮。即使Beyond在这个时期为主流所知，并且推出了奠定他们地位的诸多传唱金曲，也正是因为在音乐上的单薄，因此被许多人诟病他们在摇滚精神上的欠缺，以及技术层面的缺陷。
不过，《秘密警察》中的一曲《大地》，却从此让Beyond名声大振。虽然在80年代的香港乐坛，商业化流行音乐是整体的趋势和主流，但不得不说，那个时代还是给予了像达明一派或Beyond乐队这样的另类音乐，以一定的舞台。而《大地》也凭借着迥异于同时代香港主流流行乐的历史大视野题材，从而独树一帜。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黄家驹在旋律谱写上的天赋，使得作品有着极高的传唱度。从而让另类的主题和好听的旋律结合到了一起。这种平衡性，也成为了日后Beyond独特于华语乐坛的关键，比如歌颂母爱的《真的爱你》，歌颂父爱的《报答一生》，为曼德拉所作的《光辉岁月》，以及以和平为题的《Amani》等等。
东渡日本却梦碎东瀛
1991年，和当时所有被证明获得成功的香港艺人一样，Beyond也终于踏上了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演唱会。而在这次演唱会上，来自日本Amuse公司的老板大里洋吉，因为对Beyond的技术和作品大为赞叹，因此很快以日本更为成熟的音乐产业环境，以及可以让Beyond更自由玩自己作品为“诱饵”，从而成功与Beyond签下了四年的合约。并将这支已经在香港获得成功的乐队，带到了异国他乡的日本。
直至今日，Beyond为何选择去日本发展，仍然是一个让人觉得诧异的决定。即使是成员之一的黄贯中，至今也没整明白为什么要和一个日本经济公司签约，并且还要去日本发展。也许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娱乐圈确实让黄家驹过于失望，才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希望既能够在日本学习更多更好的音乐技术，又能够通过这个更大的平台，从而实现乐队更为远大的抱负。不过，就像成员叶世荣所说的，“慢慢我们才发现，日本也是一个以流行为主的市场，日本就是一个变大了好几十倍的香港”。
身处异乡，语言不通，孤独寂寥，再加上在音乐上并没有如当初想象的那样可以拥有自由的空间，也让那个时期的Beyond成员，在精神状态上，甚至要比之前在香港时期更为低落。黄家强的《厌倦寂寞》、黄家驹的《遥望》，以及黄贯中的《温暖的家乡》这些创作于日本的作品，都很好地还原了乐队成员当时的心情。根据黄贯中的回忆，在1993年6月前后，黄家驹甚至一度萌生了暂时解散乐队的想法。
在日本期间，Beyond共推出了两张专辑，分别是1992年的《继续革命》和1993年的《乐与怒》。虽然Beyond在这段日本的岁月，过得不堪回首。但至少从专辑的对比上来讲，其实这两张唱片的确要相比“新艺宝”时期的他们，成熟和进步了不少。不仅音乐更为扎实和饱满，更在编曲中引入了小号等乐器，以及许多New Age的音乐手法，作品明显有了丰富的提升。而公司指定的日籍韩裔音乐人梁邦彦担任制作人，虽然在一开始因为理念的分歧，让Beyond乐队成员在制作过程中常常与之发生争执。但在事后，几位成员也不得不承认，梁邦彦给Beyond乐队带来了许多新的音乐元素和理念，尤其是音乐制作和录音上的技巧，恰恰也让Beyond的日本之旅，总算有所全新的收获。
当然，这一切则都因为1993年6月24日黄家驹在参加娱乐节目时发生意外，并且最终在一周后逝世，从而划上了句号。
没有黄家驹的Beyond
以1994年的《二楼后座》专辑为标志，Beyond也从此进入了三子时期，而这一段时期，是Beyond作为一支乐队，真正在乐队音乐整体性上的高速成长、成熟期，但却因为黄家驹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反而使得很多人有意无意地抹杀了这段后Beyond时代的光辉岁月。而如果对这段时间只字不提，那么对Beyond的任何评论，都会显得有失偏颇，甚至得出一个残疾的结论。
言Beyond必黄家驹的人，都会忽略三子时期的Beyond，因为与黄家驹时期的Beyond相比，三子时期的Beyond确实缺乏像《真的爱你》、《大地》和《光辉岁月》这样的传唱经典。但从音乐的角度分析，恰恰正是在三子时期，黄贯中、黄家强和叶世荣，真正达成了黄家驹的遗愿，做出了黄家驹生前想要达到的那种乐队状态。即Beyond不再是一支金曲伴奏乐队，而是一支真正在音乐上丰富全面，成员之间既有互补，又能产生音乐化学反应的乐队。其中，1995年的《Sound》，更可以说是Beyond乐队在音乐上最为成熟的一张专辑。不考虑单曲的流行度和市场影响力，这张专辑的音乐部分，甚至可以说比黄家驹在世时的所有专辑都要更为精彩。
即使在摇滚精神方面，这个时期的Beyond，也毫不逊色。一曲《教坏细路》因为直指香港无线电视台“教坏细路”的过度娱乐，从而远比当年的《俾面派对》更一针见血，并因此导致了Beyond乐队在香港被娱乐圈老大的TVB封杀。这样的壮举，反倒是黄家驹时代的Beyond都没能做到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与当时香港社会相对更为开放的娱乐及文化环境有关。
所以，对于Beyond来讲，一定要将三子时代从Beyond历史上抹去，甚至只留黄家驹一人，不仅对其他三位成员不公平，也肯定不会是黄家驹想要的结果。
Beyond，真得很有影响力
从80年代到90年代，从20世纪到21世纪，可以说Beyond的音乐已经整整传唱了二十多年。他们从香港唱到了台湾，又从日本唱到了中国大陆，也确实影响到整整几代的华人。比如著名导演贾樟柯，就毫不讳言自己是Beyond的歌迷，而在他的作品《无用》里，他甚至还特别选用Beyond的经典作品《情人》作为配乐，既为纪念又为还愿。另一位如今可以看成是国内独立音乐代表的左小诅咒，也因为Beyond的一曲《你知道我的迷惘》而感受到震撼，从此走上了摇滚这条“不归路”。这些当然只是Beyond影响力的一个侧面，但既然Beyond的作品，后来能成就著名的导演和音乐人，那就说明他们作为一支乐队，在启蒙意义上的成功。深刻容易启蒙很难，音乐最高深的境界，或者是复杂的技术和深刻的寓意，但音乐最难把握的，却依然还是雅俗共赏这样一个境界。
文/爱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