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基本内容：<br/>中央乐团<br/>中国音乐表演团体。1956年成立 ，由交响乐队 、合唱队、室内乐队和独唱独奏组组成。历任团长为李凌、严良堃。交响乐队拥有百余名演奏员，其前身是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曾多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受到国内外听众的关注。50年代初曾派业务骨干和指挥出国留学，1956年聘请德国指挥家戈斯林等专家来团，排演了一批西欧古典和浪漫派的作品。1957年后李德伦、严良相继从苏联回国后，指挥演出了许多著名中外作品，盛况空前。1976年以后，恢复正常的排练，扩充了曲目，同时也大量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特别是1978年以来，乐团与国外音乐家的交流和合作更加频繁，小泽征尔曾 3次来团指挥 ，并与波士顿交响乐团联合演出；卡拉扬曾指挥乐团与柏林爱乐乐团合演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E.奥曼迪、C.阿巴多等人也曾任乐团指挥。乐团与梅纽因、斯特恩、托特里等音乐家进行了成功的合作。近年来，乐团出访了美国、西班牙、韩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受到热烈欢迎。李德伦、韩中杰、陈燮阳、汤沐海 、石叔诚、陈佐煌、胡咏言等曾任乐团指挥。 <br/> 合唱队1949年成立 ，有120余人 ，由严良堃、秋里担任指挥，是中国优秀的专业合唱团体。1959年首次用中文演唱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1962年在北京首演合唱音乐会。1985年赴香港演出《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受到高度评价。合唱队拥有丰富的保留曲目，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除了演唱大量中外名作外，还首演了许多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很多世界名作也是由他们首次向中国听众介绍的。中央乐团独唱独奏组及室内乐队是从团内选拔出来的部分声乐和器乐演员组成的，他们主要来自国内音乐院校，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有的曾到国外音乐学院深造，并在国际比赛中获奖。 <br/> 曾在乐团工作过的、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音乐家还有瞿希贤、张文纲、郑律成、罗宗镕、施光南、孙家馨、胡松华、汪燕燕、杨秉荪、盛中国、刘诗昆、殷承宗等人。 <br/> 作者：周光蓁 <br/>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br/> 出版年：2009/12 <br/> 简介：中国的中央乐团曾出访欧美载誉而归，与世界一流指挥卡拉扬、小泽征尔、斯维特兰诺夫，及独奏巨擘奥依斯拉赫、史顿、曼纽轩等合作，并与数以百万计的工农兵演出，熬过多次运动的争议与起跌，一度更贵为全国羡慕的样板团，最终却因市场经济下的改革浪潮而解散，令人唏嘘不已！<br/> 本书引用了大量的乐师回忆以及文件互相佐证，五个附录更是把此中华第一国家交响乐团的历年演出、录音，以及外国乐团到访的资料，巨细无遗地展示。本书更附送一张录有22段历史性录音的CD，殊为珍贵。<br/> 李凌时代：中央乐团的老人们心中有一个“李凌时代”，那是5、60年代乐团辉煌历史的象征。许多老同志反复强调，没有李凌就没有中央乐团。他们对李凌的爱戴溢于言表，对老团长的功绩和人品，有口皆碑。 <br/> 李凌访谈：面对中国交响乐的百年历史。面对中央乐团半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有许多问题要问。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满身写满音乐史的人，你又不知道从何问起。听老人说话是听他讲古的，88岁高龄的李凌不但能谈古还能论今。没等我们开口。他却问起了北京音乐厅近年来的经营状况，详细打听了每年的演出场次和场租。老人对北京音乐厅有感情。 <br/> 北京音乐厅是怎样成为中央乐团的排练场的，说来话长。那原来是一个电影院，票房不怎么好，中央乐团成立的时候，李凌考虑到一个乐团没有阵地是不行的，就向北京市委建议把音乐厅作为乐团的演出场地，整个开支自己负担。 <br/> 于是将北京音乐厅接管过来，收拾出来一块儿地方放器械。打扫打扫，就登台演出了。当时只有不到 1000人的座位，后来又加了一些座位。基本形成现在的座位规模。有了音乐厅了，就督促乐队排练，找新的节目。乐团当时有乐队、合唱队、独唱、独奏四个小组。李凌想象国外一样，每星期搞一场音乐会。这四个小组分头搞节目。一个礼拜练一台节目估计还是可以的。来听音乐会的人很多，每礼拜二、三、四、五演电影，周末尽量组织各种各样的音乐会。那时也卖票。一张票8毛、1块钱；比电影票稍贵一点。“星期音乐会”的传统就这样在北京音乐厅生根发芽了。 <br/> 李凌很爱惜人才，凡是新出来的音乐作品、新出来的演员租场子，乐团都要给一定的补助；不能让音乐厅赔钱。比如当时的新人鲍蕙荞。她开一场音乐会不容易，音乐厅就将场租减免，广告费有时也由乐团来出。一开始搞得蛮好。音乐厅还有得钱赚。他们赢利了还上缴。乐团又返回。让他们继续支持新入新作的上演。毕竟乐团有四个小组，小组人少，出去便利，可以一个人或者两个入开一场音乐会。还可以下乡，赚钱容易。以小养大，就这样把乐团稳住，把音乐厅搞活了。还可以把几个人的吃饭工资发出去。<br/> 李凌很有经营头脑，很快他发现单凭中央乐团每周一次的演出是养不活这音乐厅的。他听说上海军乐团提前一年就把音乐会的曲目定下来了，排练很有计划性，就请上海军乐团来京演出，并号召乐团向人家学习，说；“人家有路走，我们也要有路走。”排大节目时感到自己的力量不够了，就以中央乐团为主体，联络外地的演出单位和演员参加“星期音乐会”的演出。李凌说：“一个乐团容易把音乐厅搞死。搞单调了，要带动全市、全国的演出市场，让大家都到北京音乐厅来演出，把北京音乐厅发展成为一个演出高雅音乐的场地。比如在苏联，每个艺术团体和个人都以能到莫斯科剧院去演出为荣，搞音乐厅就得这样搞法。” <br/> 文革十年，一切都乱了，李凌被绑在那里。动不了，音乐厅设人管了，也没人要了，就送给民族乐团。后来他们也不要；乐团就又收回来。在牛棚中，李凌重操毛笔，练习书法。他说“如果再不让我搞音乐了，我就到音乐厅去为音乐会刷海报。”李凌喜欢美术，早年曾在延安鲁艺的美术系学习。后来才从事音乐事业。 <br/> 80年代初，还有一段交响乐发展的困难时期，港台歌曲冲击音乐会演出，香港的流行音乐、西方的轻音乐都来，要抗击这股潮流。光说不行，还要练。李凌联络了几个音乐界人士，成立了一个辅佐新人、新作的小组，向文化部、文化局和朋友募捐，每人 50块， 100块，凑起来一次有600、700块钱。够场租了，广告费有了，演出的人就不害怕了。自己带点儿排练费就可以开音乐会。外地的乐队也这样来演了，路费他们自己想办法。这边帮帮他们，他们就可以演。这样搞了八个多月。提倡形式多样的独唱、独奏和合唱、合奏，出了一些新人、新作，很成功。 <br/> 除了占领音乐厅这块阵地，李凌对乐团的第二大贡献是爱惜人才。乐团初创时期，人才紧缺。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中，弦乐好一点，其他的人只有从全国调。指挥、黑管、双簧管缺人。李凌向文化部求援，从世界各地聘请了一批外国专家，训练乐团。那时的外援专家有德国指挥家卢斯林，小号专家柯拉契克。圆号专家霍夫曼，双簧管专家维赤西，黑管专家克列斯多曼，苏联合唱指挥家、杜玛舍夫等。当时派一个指挥到国外去学习，就得1000美元。请一个指挥很便宜，1000块、 500块人民币。有车子、有住，吃饭在苏联招待所，一个星期就排好一套节目，很快。尽管如此，他还是双管齐下，一边找外援，一边往外派。先后送往国外学习的音乐家有杨秉荪、盛明辉、盛明亮、张仁蔼、司徒志文、严良坤、张利娟、郭淑贞等十几位。 <br/> 不仅如此，人家派出去的人才，学成归国了，他还抢，殷承宗、李德伦、韩中杰就是这样抢过来。就这样训练了两年，两年后合唱队和乐队就站起来了。 <br/> 此外，李凌还在中央乐团搞了几个培训班，从全国招来了指挥、小号、黑管、圆号、双簧管、合唱等6个班的学员，让乐手在乐队中摸打滚爬，熟悉业务，为中央和地方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罗天蝉就是学员班的学员。苏联的多玛舍夫指挥在合唱班里教了一年，在指挥班教了两年，为中国的合唱指挥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爱才之外，李凌识人眼光颇准。成方圆原来是中央乐团拉二胡的，李凌介绍她到东方歌舞团去说“你唱歌很有点天才，去那里发展好。” <br/> 李凌的第三个功绩是为乐团要地皮盖房子。50年代初，国家在和平里盖了些房子，是两层简易楼房，还有排练厅， 1954年的和平里没有自来水，车也没有通，他就敢于要那房子。 1959年盖房子，六层，也要。人家有一个车库问他要不要，他说要，要来给合唱队搞了一个排练厅。李凌说“我就是一个拓荒者，我总是在城市的边缘拓荒。”挣下这份儿产业，不容易。这是事业成功的保障。 <br/> 1956年到 1966年，乐团平稳发展了十年，这不仅是中央乐团的“李凌时代”，同时也是中国交响乐团发展的黄金时期。1958年后就有许多的运动，乐团队员经常下去劳动、开会等。有一次“运动”来，李凌让乐队、合唱队全在下面别回来，回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挨整呢。在那样的条件下，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他采取变通的手段，保存乐队。还要让乐队有质量。那时所有的乐队都改拉二胡了，多亏总理支持。他硬给顶住了。作为乐团领导．他还要应付各种“运动”。许多人还记得，在反右的时候，要让中央乐团完成多少个“右派指标”。李凌一看形势不妙。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走为上。拉着乐团到南方去演了一圈。回来一看风头过去了。也有一些乐团“ 超额”完成了指标，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和歌唱家被“打倒”。深受迫害。而中央乐团名演员一个也没有打倒他能保全的都保了。李凌在文革中几次受批判他被看作是白区的、非正统，没少受冲击。<br/> 70岁以后，中央提出来。老人要让位，培养新人。李凌就把乐团的职务、中央音乐学院的职位都辞了。他说“我都七老八十了。应该让新人多练习。如果在我们死后还没有看到新一代的接班人成长起来，我们是要犯罪的。”他认为一个乐团的发展指挥很重要，“一个部队能不能打仗，主要是总指挥，总指挥不行，再好的部队都要松弛。一个一流的指挥能把一个二流的乐团提高到一流。但一个二流的指挥绝不可能把一个二流的乐队指成一流。” <br/> 李凌至今还在写一点东西，观点很尖锐，很有见地。通过报纸和电视他关注着国交的新发展。李凌说：“我创建乐团，我看到乐团今天的发展。我很高兴。”在家里，李凌是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的“开心果”，孩子们都叫他“公公”’，管外婆叫“婆婆”。他也随着孩子叫“婆婆”。屋子简直是花的世界，茶花，仙客来、君子兰。老人每天玩花、看鸟。鸟儿不会唱，只会叫。乌食不小心撒了，就在花盆里长出几棵苗来，纤弱得不得了。成了公公的玩意儿。李凌目前身体不错，心情也不错；米寿之年。胸怀坦荡。由于长期养成的夜间写作习惯，他现在基本上过的是昼夜颠倒的生活。由于左耳基本失聪。李凌更喜欢看。每到夜晚他打开墙上所有的五彩缤纷的彩灯，看着闪烁变换的灯的旋律，如同静静欣赏一段音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芙。 <br/> 选自《今日艺术》<br/>